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至今已10周年。在这10年间，知华友华朋友圈不断扩大，截至2023年1月6日，中国已经同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与沿线国家在经济、技术、基建、贸易、文化等各方面合作日益密切，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落地生根、持久发展，“一带一路”“五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伴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我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出版合作也经历了三个阶段：2013—2015年为探索的初始阶段，2016—2019年为蓬勃发展阶段，2020年至今进入提质增效阶段。10年间，“一带一路”出版合作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步伐保持同频同向，从全面铺开到层层推进，取得一系列显著成绩和效果，并逐渐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政策从无到有

以翻译资助类项目为重点进行鼓励引导

2015年年初，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制定了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作方案，成为我国第一份促进与沿线国家开展文化交流合作的专项规划。该方案对出版领域加强与参与国交流合作的侧重点、路线图条分缕析，为我国出版业以多种形式加强与参与国合作指明了方向。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党的二十大再次重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把国际传播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一带一路”出版作为国际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其中应有之义。相关主管部门通过工程项目资助、社会效益考核等形式将文件和精神贯彻落实，鼓励、引导国内出版机构有序开展“一带一路”出版合作。

丝路书香工程是新闻出版业唯一进入国家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重大举措的重点工程。该工程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一年内酝酿筹备，于2014年年底正式获得中宣部批准立项，2015年开展申报。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从2015年至2022年已连续实施8年，共资助2900多个项目，版权输出到87个国家和地区，涉及55个语种。这是我国在“一带一路”出版对外合作方面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项目，为促进“一带一路”出版交流合作发挥重要和关键作用。丝路书香工程以重点企业为主体开展的重点项目成为双方扩宽合作领域和丰富合作方式的有益尝试。自2014年启动以来，丝路书香工程共资助有关出版企业自主申报项目60项，35家相关企业参与实施，涉及汉语教材推广、重点图书展会、数字出版产品、国际营销渠道、人才培养项目、出版本土化、国际合作出版等七大类别。

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预期覆盖亚洲47个国家，搭建平台，助力我国与相关各国文化交流深入开展。截至目前，我国已与新加坡、巴基斯坦、韩国、伊朗、老挝、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蒙古国、也门、泰国等11个国家达成经典著作互译合作意向。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外图书互译计划也在“一带一路”出版合作中各有侧重，共同为促进相关合作搭建平台、创造条件。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作为我国实施的第一个国家级图书对外翻译资助项目，自实施之初就支持向俄罗斯、新加坡、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家翻译出版我国优秀作品。从2015年起，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力度逐步加大，从当年的12个沿线国家增加到2019年的最高峰36个。另外，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也在不同程度上为促进“一带一路”出版合作搭建重要平台。

版权贸易由量变到质变

注重高质量合作和发展

2013年，我国向包括俄罗斯、新加坡等国家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图书版权输出在2000项左右。随着一系列文件精神与政策的鼓励引导，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版权贸易发展迅猛，2016—2019年签订的版权贸易协议增幅近200%；国家范围逐步扩展，由2016年的47个国家扩大到2021年的77个国家。总体来看，2013—2022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版权输出数量增长近4倍，版权引进数量更是翻了数番，已与80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图书、电子出版物、网络文学等方面的版权贸易，涉及语种50多个，合作国家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北美洲和南美洲，占与我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国家总量的近三分之二，体现了我国与沿线国家版权贸易、出版合作交流的空前活跃。（见下表）

2020—2022年，由于疫情带来的阻隔，国际版权交流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导致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版权输出和引进数量均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而同时，出版合作更加注重质量的提升，因此在版权贸易规模上有所缩减。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下，我国“一带一路”版权贸易能够把握节奏，不乱阵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显示出强韧的定力，同时也反映出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出版合作已建立牢固基础。

丝路书香工程翻译资助项目实施以来，申报单位数量和申报项目数量屡创新高，出版机构参与的普遍度和积极性越来越高；项目资助也由最初的集中在少数出版单位发展到逐渐分散向越来越多的出版机构，语种也日趋多样化。2015年两个批次共资助项目546项，涉及84家出版机构，27个语种；2022年共资助371个项目，涉及117家出版机构，40个语种。总体来看，该项目实施至今，所资助项目共涉及247家出版机构，覆盖55个语种。

丝路书香工程资助图书的类别逐步优化，更好发挥政策导向作用：一是更加侧重主题类图书的合作；二是对于文化类图书，注重大众性与学术性相结合；三是社科类图书更多探讨中国问题并由此开展话题探讨；四是科技类图书更重视对象国市场需求，推出更适合不同国家的成果。

国内出版机构从响应到配合，从配合到主动求变，从翻译质量、落地推广、传播效果等环节努力提高合作图书的出版质量，合作对象中海外知名出版机构占比增加，输出图书的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并沿着良性轨道稳步前进。

市场开拓从广泛合作到“一国一策”

致力本土化深耕

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广泛版权贸易的基础上，国内出版机构积极探索，通过在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海外分社、编辑部等不同形式的机构，与当地出版业分层次开展深度合作：一是通过在对象国建立分支机构或收购当地出版机构，进行资本和市场的深度介入，比如中国国际传播集团（中国外文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重点走出去出版单位先后在沿线国家或地区建立分社；二是在对象国建立中国主题编辑部，在作者队伍、编辑团队、市场调研、选题策划、组稿出版甚至印刷发行等一系列生产环节与当地出版机构开展合作出版，如中国外文局在俄罗斯、罗马尼亚、印度、泰国、印尼、老挝、黎巴嫩、埃及、土耳其等多国成立几十家中国主题图书海外编辑部，外研社在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尼泊尔等国建立中国主题图书编辑部等；三是采取成立出版、文化中心或工作室等相对松散、自由度较高的形式，开展更为灵活的合作，如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多国建立合作出版中心或工作室，黑龙江出版集团成立俄罗斯中国文化中心等；四是拓展分销渠道平台，搭建实体渠道网络，如山东出版集团在阿根廷、阿联酋、波兰、俄罗斯、韩国、尼泊尔、塞尔维亚、匈牙利、意大利、新加坡、泰国等国家建立多家尼山书屋等。

各出版机构立足自身优势，深入当地市场，陆续扎根中东欧、东南亚等地区，建立分支机构，深耕分众化、精准化，不仅贯彻“一国一策”，更致力于实施“一地一策”“一域一策”“一时一策”“一事一策”。这方面的主要做法有三：一是通过区域重点国家的合作来带动对其周边国家的影响，如以黎巴嫩、埃及、沙特带动阿语地区的合作；二是发挥同一语言圈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如将印度等国作为英语国家的重点给予关注；三是对于东南亚地区，充分发挥我国在网络文学、网络游戏领域的优势等。出版机构充分发挥主业优势，致力于在内容建设、平台建设、产业化运营、双效益共赢等方面做出特色、做出成果，更加注重合作的精准性和长效性。

交流从单向到双向

实现合作共融共通

前期，中方在“一带一路”出版交流合作中，倾向于版权的主动输出，而沿线国家和地区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在项目运作的过程中，缺乏双方的交流互动。经过调整和发展，以及政策的鼓励引导，国内出版单位从自说自话阶段，逐渐发展到原创话语、设置议题阶段，从单向逐渐转变为双向互动交流，着眼于交流互鉴，共融共通。如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以及“中阿互译项目”“中科互译项目”“中沙互译项目”等文化著作互译项目，吸纳一大批海外汉学家、翻译家、出版行业主导人物加入，开展高频次学术、实践交流，保障合作的针对性、互动性，以点带面，推动亚洲乃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双向文化出版交流合作。

同时，在相关部门指导下，我国出版单位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搭建学术、文学、少儿出版合作的平台，范围遍及中东欧、东盟、阿语地区等重点区域，架起中外双方密切合作的桥梁，以联盟凝聚共识，并以此为基础建立长效合作机制。中国—中东欧国家出版联盟成立于2018年8月，截至目前共举办了4届论坛，联盟立足出版，发挥成员单位资源优势，在深化我国与中东欧国家出版合作互惠、促进双方交流互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21年9月，“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版合作体共有来自56个国家的319家成员单位，其中国外成员单位263家，自成立以来，合作体成员共推动约5000种中国图书在沿线国家翻译出版发行。接力—东盟少儿图书联盟于2019年正式建立，截至目前，共有来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越南、柬埔寨的12名成员，联盟通过搭建童书出版合作平台，加强我国与东盟各国童书出版机构的版权、出版交流，不断深化与联盟成员之间的密切合作。除了出版机构外，联盟合作突破出版业的局限，带动其他组织群体和更多的参与者加入。2021年9月7日，中国作家协会发起成立“一带一路”文学联盟，得到多国文学组织和文学家的积极响应，创始会员包括35个国家的30个具有影响力的文学组织和19位各国有代表性的文学家、翻译家，进一步从出版前端保证优质内容的创作与交流。2022年9月，北京语言大学在建校60周年之际，成立世界汉学家理事会，汇聚各国成就卓著、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优秀汉学家与翻译家，以学术对话推进全球汉学融通互鉴，促进世界汉学发展。

合作机制从单一零散到多元整合

逐渐完善体系

在过去的10年里，“一带一路”出版合作从合作模式、渠道手段，到人员交流模式、话语体系建设等，不断探索拓展，从因循到创新，从传统到融合，建立多方位系统化的体制机制。

除了传统的版权输出引进、实物进出口外，很多国际出版机构和中方出版机构以资本、项目、联盟为纽带，拓展多种合作模式：一是对于上游作者和译者，集聚优质资源，开展合作出版，实现出版前端流程的深度交流融合；二是搭建平台，开拓合作渠道，如建立海外分支机构，提升资本、项目运营的本土化，以及创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版合作体、接力—东盟少儿图书联盟、“一带一路”中阿友好文库等官方与民间合作平台；三是在书店等中下游渠道开展项目合作互动，纵向深入，如“中国书架”央企项目落地50多个国家，借力工商银行、中国石油等央企与当地文化、金融等领域互动，促进出版合作的延伸。

在互动交流上，一方面，出版机构积极拓展展会的多元形式。从2016年开始，中东欧16国、摩洛哥、罗马尼亚等陆续成为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主宾国，而同时国内出版机构也积极参与沿线国家的书展，并精心组织了丰富多彩的中国主宾国活动。同时，各出版机构通过巡回展、春节联展等，将国内优秀的图书推广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另一方面，除了常规版权实务合作、参加书展外，出版机构通过图书图片展、主题研讨、人员互派、项目共建等途径，搭建平台、创造机会，建立长期的人员合作交流机制。

国际出版交流与合作的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化，出版社和民间力量进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例如，行业协会加强对外沟通，提升海外影响力；出版企业充分发挥优势，把优秀的内容更广泛地传播出去；各相关方面还注重作家、插画家、译者等个人灵活便捷的特点，为其走出去创造条件；出版发行单位还打破行业界限，借力金融、科技、基建等企业，使各领域互融互通，打造对外出版合作立体化矩阵。

合作层次从以实践为主升华到理论指导

提升话语体系建设水平

在“一带一路”出版合作的早期，合作图书涉及文学、社科、少儿、科技等各个领域，选题、内容较为随机，缺乏内容传播的顶层设计和规划。随着合作的层层深入和推进，改善传播效能和话语体系建设被逐步提上日程，日益受到重视。

出版内容合作更加注重全面、持续、深入，围绕重点议题，逐步构建独立话语体系。一是针对市场需求，做好重点领域图书传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对华友好国家，一批介绍习近平治国理政理念、反映当代中国发展和治理观念的图书，以及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阐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理念的主题图书，受到许多国家读者欢迎。上述主题类图书通过已建立出版合作关系的国家和已顺利开展的出版合作项目，在对象国陆续落地，并进一步拓展影响力和辐射力，逐渐向相关地区读者和人民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国家形象。二是更加注重故事的共同性、共情性、普遍性，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发掘其当代价值、世界意义，寻求价值观认同。出版单位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聚焦全球治理以及各国共同关切的问题，基于共同价值观来引起共鸣，同时，避免大而空的渲染，多讲小而美的故事，以小见大，以情动人，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从而提升对话语权的掌控力。

出版单位在国际传播实践和理论层面的做法有二：一是通过汉学家交流、译者培训、优秀版权经理人表彰等方式，不断加强“一带一路”出版朋友圈的关系，不断总结合作经验，进而上升到理论层面，反过来指导实践；二是为出版学科建设提供行业专业人才，培训、扩大出版对外交流合作的研究队伍。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深入，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出版友好合作仍有丰富的空间和发展潜力，部分国家的出版市场也有待开发，未来大有可为；同时，出版单位要充分认清国内外发展局势，脚踏实地、规避风险，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更加密切、有效的交流合作关系，从而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大局，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助力出版强国建设。

（甄云霞  作者单位：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